毕飞宇还是那个苏北少年易圈点

人物名片毕飞宇，男，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代表作品有《那个男孩是我》《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毕飞宇很健谈，不是“内敛型”的作家。从苏北少年往事，到扬州青春岁月；从阅读经历，到创作之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乡生活，到古今中外的小说诗歌，一聊几个小时，毕飞宇神采奕奕。初夏，金陵秦淮河畔，毕飞宇家的露台上，十来盆“肉肉”长势正旺，一条温驯的大狗悄悄溜进露台。毕飞宇的夫人送上一壶红茶，又顺势牵走赖在毕飞宇身边的大狗。“这些‘肉肉’都让它给祸害了！”毕飞宇说。他的普通话很标准，早已洗净了“苏北少年”的口音，但他对水乡的眷恋，对扬州的深情，却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发浓郁。在童年的苏北水乡《水浒》是一种生活日常绿杨：您的普通话挺标准，记得您曾说过，为了追求“在远方”的感觉，自从上大学后，就再也不说家乡话了，甚至回家也不说？毕飞宇：是的，上大学都得学着说普通话，一到寒暑假回家，大家又开始说方言了，但我坚持不说，为此，差一点被同学群殴，但是我坚决不退让。他们就说我“甩”。甚至在家里，我对我的父母也说普通话——他们几乎都不会跟我说话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退让。不说方言，就可以保证我“在远方”了。绿杨：一方面，您追求“在远方”，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写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而且说是自己“情感消耗最大的作品”。毕飞宇：这并不相悖，这就是人生可爱的地方。年轻时候想背叛自己的故乡，向往“在远方”，年老的时候会回望自己的故乡。这是符合人生精神发展轨迹的，这恰恰证明了不同人生阶段的特点，少小离家老大回，古人就是这样的。人对故乡的认识不是理性的，它是很情感化的。绿杨：为什么这部回忆童年的非虚构作品，让您写起来“很纠结”？毕飞宇：这其实是一部“命题作文”，是给孩子们写的故事，所以每篇的篇幅不能太长，又要有故事性。经常写到一半突然发现，其实真实生活没那么戏剧性，没那么生动，然后再重写，有些篇章甚至写了五六稿。绿杨：您出生的地方，离施耐庵故居好像并不远？《水浒》对你的阅读影响是不是挺大的？毕飞宇：《水浒》对于我们兴化人来讲，就不是一本书，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在我们老家，不管你识字不识字，没有人不知道《水浒》的故事。因为毕竟施耐庵是兴化人，当然这个问题有争议，但不管怎么争议，农民是不管这个的，《水浒》里面的故事，甚至是诗，农民都是可以背的。我记得我还没识字、很小很小的时候，打谷场上，冬天里的牛棚里头，就听到农民在那讲水浒的故事，所以我们对《水浒》这本书没有崇敬感，这是我们的日常。长大之后，我们才了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写的一本了不起的小说。绿杨：不光《水浒》，您童年时代就开始接触《红楼梦》？毕飞宇：我父亲是个红迷，在那个年代，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秘密：父亲晚上常常偷偷读《红楼梦》。这在我们家是一个经常的景象。吃饭也好，家里面聊天也好，《红楼梦》是一个经常说起的话题。你看我二姐就叫飞雯，晴雯的雯，听名字就知道不像那个年代的，我们家就是一个民间红学的渊源。相比而言，我这个名字还是最政治化的，因为年卫星上天，就飞宇。绿杨：相比同龄人，您的阅读经历更早也更广。毕飞宇：主要还是家庭，我家是教师家庭，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家经常给我们讲红楼、读唐诗，甚至唐诗在我们家也是一种日常，虽然我现在可能背不出多少唐诗，但这种影响是深远的。绿杨：这种培养，激发了您阅读兴趣。毕飞宇：主要还是阅读的供给太少，我们读大学之前，读的书是非常有限的，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孩子相比，阅读的渴望要强的多得多，现代的孩子书是永远读不完的，我们那时候一本书读完了，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到，根本不知道，所以内心特别渴望。这种对阅读的饥饿感，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扬师院老师们的人格魅力随时随地感受到强大“气场”绿杨：您是年考上的扬州师范学院？毕飞宇：是的，年9月15号报到的，那是一个阴雨天。绿杨：当时扬师院中文系是很牛的，号称有“一百零八将”。毕飞宇：当时不知道，后来我们四年书读下来，才深深感觉到我们中文系是多么强大，一百零八个老师。绿杨：您对曾华鹏先生的感情非常深厚？毕飞宇：曾老师是我们的授业老师，他真是父亲一样的人，是我一生的老师。在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老师给我送来了“五四”精神和启蒙的意义，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曾老师对我的意义有多大，不需要说了。我想说，权威是重要的，精英也很重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讲授鲁迅的不是曾老师，而是曾老师留下来的一个研究生，也许他们的讲稿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效果一定有区别。人文学科就是这样，学问重要，教授的人格魅力一样重要，学生的态度会很不一样。绿杨：老师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毕飞宇：曾老师那个时候其实年纪比我现在要年轻得多，但在我们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所有的孩子上他的课都全神贯注。他一走上讲台，那真能感觉到一种“气场”——当年没有这个词，前几天我在扬州，回忆起来的时候，感到那就是气场。当时，我们在扬师院的时候，内心是崇拜偶像的。当然，这个偶像不是现代明星，而是学术偶像。老一代的任中敏先生，是泰斗级的人物；德高望重的曾老师，当年还是中年人；年轻一代的葛兆光老师，现在是大学者……我们经常可以在学校遇见他们，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是这些人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对我们是有激励作用的，真的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榜样，这就是人格魅力。绿杨：您在学校见过任老吗？毕飞宇：见过，我对任老的记忆非常深。每次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只要前面有人说任老过来了，我们就很自觉地站在路边等他过去。他颤悠悠的，手上拿着一个竹竿当拐杖，个子特别小，然而脾气大，只要见到路边学生有很不好的习惯，上去就要骂，拿起手上的竹竿就要打，是真的打，不和你闹着玩。绿杨：对任老，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毕飞宇：对啊，现在想起来很后悔，那个时候见到他，应当跟他聊聊天什么的。虽然一次都没聊过，但是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印象很深，他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布帽子，戴着高度近视镜，就是那样的小个子，我估计1米6都没有，1米58，很瘦小。我就想到康德，就是那感觉。是的，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康德，康德身高1米58吧。主编校园诗刊《流萤》烟雨楼读诗论诗的火热年华绿杨：扬师院对您一生有着重要影响。毕飞宇：扬州师范学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两件，因为在校的学习是系统的，这个系统帮助我建立了一个粗略的坐标系，有了一个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和美学史的大框架。这个坐标系是重要的，无论面对什么，你可以用这个坐标加以比较。第二个就是开始了诗歌的创作，我在中学阶段主要是读小说，到了大学，那个时候很有趣，大家都写诗。绿杨：当时您编了一本校园诗刊，叫做《流萤》？毕飞宇：实事求是地讲，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是一个学生领袖。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但事实是这样，我身边永远有一堆人，包括高年级的学生，当然以文学青年为主，主要是写诗的。绿杨：这本诗刊是怎么办起来的？毕飞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大学生诗社风起云涌，出了许多大学生诗人，然后扬师院也成立了自己的诗社。高年级的同学很有气度，他们看了我的诗，说，诗社要想长久，最好让低年级的学生来做社长，他们就选了我。我就去找院长，申请经费，院长也同意了，这样刊物也就办起来了。那时候的风气和现在区别很大，每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要干大事的样子，学校的行政风气也健康。我估计现在学生要见到院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绿杨：当年《流萤》办得挺红火的。毕飞宇：那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一个小屁孩，约高年级的师兄、师姐谈话，约稿，请他们修改稿件，挺有意思的。应当说我们那个时候搞得很不错的，当年我们活动的地点就在现在的迎宾馆附近，叫烟雨楼，到了星期天，我们会提前派一些学生过去，在树跟树之间，架起一些线，每个同学过去，带一些夹子，把自己的诗歌一夹，互相看互相批评。当时就这样搞活动的，有一些朗诵，也有一些讨论，也不是正规的学术讨论，就是谈谈哪个人写得好，哪个部分写得好，甚至哪个字词用得好。后来，影响也慢慢大了起来，把扬州当地的一些文学青年也吸引过来了，当时我们的文学社团搞得非常火热。绿杨：您出生在兴化农村，后来又到镇上、县城上学，大学到了扬州，工作去了南京，您把中国的四级行政区域体验全了。毕飞宇：（笑）这其实是个特别好的事情，是生活给我最大的馈赠。在那生活成长，跟临时住几天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体验伴随着新鲜感，而日复一日的生活伴随着厌恶感。比如说你每天困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一个月才能看一次露天电影，十天二十天才能吃到一回猪肉，你当然想离开那个地方。村口有外乡人路过，有时候都跟着人家走几十米几百米，然后再回来，那种好奇心，是今天见多识广的孩子所无法忍受的。就那么大，每一头猪每一头牛每一棵树我们都很熟，其实，回过头来想，就是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没有更新的知识提供给你。我们那有句话，叫“烧饼大的村子，油条长的巷子”，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有多小。绿杨：从上世纪80年代狂热地写诗，到您发表第一篇小说，已经是90年代了？毕飞宇：真正写小说是在年秋天，当时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业余时间多嘛，上完几节课，改完作业，备完课之后就没事做了，诗歌写来写去就那么几行，没法消耗时间。当时学校会给我们发稿纸，那时候稿纸都是很珍贵的，不用岂不可惜？我就把稿纸囤积起来，用来写小说。绿杨：您的第一篇小说《孤岛》，是在《花城》发表的？毕飞宇：写了三年多，一直被退稿（笑）。当然，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投稿，《孤岛》投稿给《花城》的时候，信封上写的就是“花城杂志收”，都不懂得应该寄给责任编辑。《孤岛》就是《花城》杂志的朱燕玲从自由来稿中发现的，完全是硬拼出来的，没有任何投机取巧。所以我对朱燕玲充满感激，虽然她只比我大一岁，但我一直拿她是当做长辈来看的。因为确实是她一个小小的举动改变了我一生。写了三年多小说，一直被退稿从先锋实验，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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