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全集破译丹布朗密码可凡倾听丹

《达芬奇密码》作家丹布朗做客《可凡倾听》。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五岁写就第一本书，是什么指引他前行的方向？如今功成名就，他却依然笔耕不辍。他又将给中国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本期《可凡倾听》破译丹·布朗密码，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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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朗，美国当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年出版的《达·芬奇密码》创造了一个市场奇迹，旋风般地横扫了美国各大畅销书榜，时至今日，全球累计销量超过八千万册，丹·布朗凭借这部小说从而大红大紫。除了风靡全球的《达·芬奇密码》之外，丹·布朗还创作了《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失落的秘符》、《地狱》五部小说，本本都叫座。年5月，丹·布朗首次来到中国，带来了他的最新力作《本源》，并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科学改变生活”的分享会，现场火爆。与时俱进的丹·布朗这一次将当今科技文化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人工智能融入在《本源》的故事中，并试图回答那两个长久以来有关人类存在最基本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曹可凡：丹·布朗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很荣幸能有机会采访你。你在中国有很多粉丝，他们很喜欢你的小说，我们来谈一谈你最新的作品《本源》吧，这本书探索了人类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什么引发了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丹·布朗：通常在我写小说的时候，我都有一些灵感的启发，要么是我读过的东西，要么是我见过的东西，在写《本源》的时候，我的灵感来自于我听到的东西，我听到了一段音乐，这引发了我对于生命本源的思考。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实际上这段乐曲是我兄弟作曲的，他是一名专业的作曲家，这也是巧合，正因为此我才能提前听到了这段音乐，但是这段音乐让我开始思考达尔文、进化论、基因学，还有我们这个物种的未来。

曹可凡：从《地狱》到《本源》，你尝试把最新的社会议题与符号学联系起来，而之前的作品在这方面似乎并不明显。

丹·布朗：的确如此，我喜欢写一些宏大的理念，当然我对符号学，符号作为一种语言的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符号承载了许多的内涵与历史，当然，像是关于但丁的书里（《地狱》），符号学的内容肯定比较多，对于《本源》这种谈论未来的书，符号学的东西就会少一些。

曹可凡：在《本源》中，兰登问既然物理定律强大到足以创造生命，那又是谁创造了物理定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丹·布朗：如果我知道答案，那大家都知道答案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躺在野外，注视着星空，我感到某一种力量肯定是存在的，这一切不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有的时候我会想，不可能存在造物主，这一切都是随机事件，我们人类只是物理定律的产物而已，而定律也是碰巧存在的，并没有什么人为设计，所以我的想法时常变来变去，我现在还没有答案，我也依然在搜寻。

曹可凡：关于人工智能这个话题，你在书中提出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去管控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互动。你觉得人类有没有真正做好迎接人工智能的准备？

丹·布朗：没有，我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我想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类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科技呈指数级发展，但我们的道德伦理则是呈线性发展，所以AI（人工智能）或者基因工程这样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挑战、问题和道德难题，这些难题过于先进，我们的哲学还没有赶上来，还无法解答。即便如此，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担心人工智能，他们担心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但我们已经发明了许多可以摧毁人类的技术了，核武器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现在依然活着，所以我认为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将始终超过我们对科技的渴求，我认为我们都会没事的。

丹·布朗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镇长大。父亲是一位知名的数学教授，曾获过美国总统奖，母亲则是一位音乐家。受父母的影响，丹·布朗从小就对科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数学与音乐相融的家庭中，他与弟弟、妹妹时常一起在父母精心设计的寻宝游戏里动足脑筋。因为只有解开密码，才是他们获得礼物的唯一途径。

曹可凡：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的父亲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是一位音乐老师，父母对你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

丹·布朗：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的父母都是从事教育的，都是老师，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他们鼓励我们提问。

曹可凡：我听说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常常玩寻宝游戏？

丹·布朗：我父亲很喜欢密码、谜语、解谜。圣诞节的早上我们起来，通常你会收到礼物，所有的孩子都会在早上收到圣诞节礼物，礼物都堆在圣诞树下面，你起来一看，礼物就在那儿。但在我们家，我们起来找圣诞礼物，你看不到礼物，你只会找到一个写有密码的信封，一旦你解开这个密码，上面可能写着，去冰箱那儿找找，然后你打开冰箱，那里有另一个密码，你解开那个密码，它可能会指引你上楼在浴室里面找，你跑上楼去浴室，这些线索领着你满屋子寻找，最终指向你的圣诞礼物。

曹可凡：这是谁设计的呢？

丹·布朗：我的父亲。

曹可凡：不愧是数学老师。

丹·布朗：我父亲已经82岁了，每年圣诞节，他依然为自己的孙子孙女设计寻宝游戏，这些游戏现在越来越难，当年我们的寻宝很简单，但因为现在的孩子都会上网，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能找到答案，所以现在的谜题很难了。

曹可凡：你的父亲读了你的小说以后，他有何评论？

丹·布朗：我的父亲很喜欢我的书，他是一位十分和蔼的父亲，非常支持我，但是他也很诚实，如果我写的一些内容他不喜欢，他肯定会告诉我，但是《本源》这本书出来以后，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丹，我觉得这是你写最好的一本书。我非常以你为豪。”他的这番话对我很重要。

曹可凡：他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或灵感呢？

丹·布朗：有的，《本源》这本书里有些地方我就请教了我的父亲，我问了他一些书中出现的数学问题，《本源》涉及到了很多科学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本悬疑小说，任何人都可以读，不过里面有很多关于技术、人工智能的内容，也探讨了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未来会如何。

早在孩提时代，丹·布朗就显露出过人的写作天赋。五岁时，在母亲的记录下，他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在完成小学九年级的课程之后，丹·布朗进入了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就读。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的伯乐，极其严格的英语老师杰克·希思先生。

曹可凡：我听说你在五岁的时候就写了你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你是如何做到的？

丹·布朗：这很有意思，这本书叫做《长颈鹿、猪和一条着火的裤子》，这个书名太可笑了，但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题目。这个故事讲了三个好朋友，一只长颈鹿、一只猪和一条着火的裤子的故事，它们是好朋友，展开了一段冒险。我把这个故事逐句讲给我母亲听，她仔细地替我记录下来，然后我在旁边画画。

曹可凡：你童年的梦想是什么？

丹·布朗：很有意思的是，我童年的梦想是做一名建筑设计师，我热爱艺术，我热爱建筑，于是我开始学习画画和建筑，然后我意识到，我在这方面没有天赋，我可能在脑海里有一些图像，但是我画不出来，我是个糟糕的艺术家，但我还是很热爱艺术，所以我决定还是单纯欣赏建筑就好了，不用试着自己设计。我也演奏了很多音乐，我会弹钢琴，我也会作曲，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曲家，我也尝试了一段时间，但当时我是一名吃不饱肚子的艺术家，我的音乐没有好到可以谋生的地步，我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讲故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于是我决定我想要开始写小说，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曹可凡：你的英语老师杰克·希思相信“简洁即美”，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丹·布朗：我不敢相信你居然知道杰克·希思，你的功课做得太棒了，杰克·希思告诉过我，当时我给他交了第一篇文章，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位英语老师，我很紧张，但是我以为我这篇文章绝对会拿到A，%，非常完美，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的故事，我刚刚去过那里，文章发了回来，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的A，我的满分，但结果分数却是C-，这不是一个好分数，杰克把文章里面的每个形容词都圈了出来，跟我说，不要用力过猛，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简洁的文风能够让作品呼吸，就像你需要负空间来进行艺术创作一样，你的文章当中也需要空气，才能让作品呼吸，他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尽可能用最简洁的方式写作，尽量让读者注意不到文字本身，你能听到这个故事，你能感觉到故事的流动，你不会被文字所分心，我不是在炫技，我是在讲故事。

曹可凡：所以当时你已经展现出了写作的天赋。

丹·布朗：我不确定我有多少天赋，但是我有很多写作的热情、耐心和学习的意愿，像所有人一样，我最开始也不太擅长，但我有耐心，也有好的老师，我非常重视，所以我练习了很多。

虽然丹·布朗的写作天赋极高，并且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但在大学毕业之初，他并没有踏上写作道路。那时候的他，一心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丹·布朗便跨出了校门，追逐他所钟爱的音乐梦想。不久之后，一张面向儿童的音乐专辑《动物们的合唱》就此诞生。

曹可凡：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踏上了音乐之路，而不是选择写作？

丹·布朗：在大学我学习了音乐和写作，当时我只上了音乐和文学写作课程，大学毕业之后，我对自己说，我要么写书，要么写歌。出于某些原因，当时我22岁，我觉得写歌更加浪漫有趣，我想要去洛杉矶，玩音乐，认识很多女生，当然，后来音乐事业没成，认识女生也没成，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我发现这更加适合我，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曹可凡：你是如何创作出面向儿童的音乐专辑的？

丹·布朗：是啊，这是一个古典乐专辑，里面有赋格曲，还有小小的音乐实验，曲风是古典乐，但是我用了合成声音，听上去有点像动物的声音，这是为了向我母亲致敬，她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但是我同时对科技很感兴趣，那时合成器还是新鲜事物，我们能做出大家都没听过的声音来，所以我用合成的现代声音创作了古典乐，小孩子们很喜欢这种音乐，我还给专辑配了诗歌，这是我的第一个音乐项目，很有趣。

曹可凡：在这之后，你创作了《视角》专辑，这张专辑讲述了什么主题呢？

丹·布朗：这张专辑是我在探索我这一生究竟想做些什么，当时我处于一个非常自我的年纪，大概26岁左右，我慢慢意识到我需要成为大人了，我需要照顾好自己，我需要谨慎选择自己的朋友和职业，这些歌曲讲的就是对我们身份的探索，我们在那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自我放纵。

《动物们的合唱》与《视角》，两张专辑虽然自成一格，与众不同，但却销量平平。为了在音乐界出人头地，丹·布朗决心离开故土，前往洛杉矶寻求发展。但是，随之而来忙碌却无所作为的生活让他感到窒息，直至他遇见了人生中的另一半。

曹可凡：年，你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家乡，来到洛杉矶寻求音乐事业的发展，刚到洛杉矶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丹·布朗：说实话，我当时感到了冲击，因为我来自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我从小去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学校，我们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一切都要很得体，我去了洛杉矶，住在好莱坞，这听上去特别，但实际上很糟糕，好莱坞是洛杉矶比较糟糕的地方，但我只住得起那里，我住的大楼里面基本上都是搞音乐的人，但这些不是古典音乐家，他们都是玩摇滚乐的人，留着长头发，带着鼻环和刺青，我就是个穿着西装领带的毛头小子，我看看周围，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曹可凡：你穿得太好了。

丹·布朗：没错，当时我受到了冲击，但是我学到了不能以貌取人，我遇到了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是杰出的音乐人，也是很好的人，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

曹可凡：后来你加入了美国国家作曲协会，你是如何结识制作人巴里·法斯曼呢？

丹·布朗：是的，巴里·法斯曼是当年最佳的英国专辑制作人，我带着我的音乐专辑找到了美国国家作曲协会，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作曲人，我说，是吗？能听到你们这么说，真是太好了，当时协会里面有很多著名的作曲人，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说，我们对你的音乐很感兴趣，我们想让你和巴里·法斯曼合作，当时巴里·法斯曼是一位著名制作人，他听了我的音乐，然后说，我们应该做一张唱片，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他曾经和比利·乔、空中补给（AirSupply）等乐队合作过，这些都是我熟知而且喜欢的音乐人，他居然要跟我合作了，于是我们一起录制了一张唱片，最后大概卖了17张，里面大部分都是我妈妈买的，这张唱片非常失败，但是之后我们又做了另外一张唱片，那一张也失败了，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

曹可凡：你是如何发行以你名字命名的首张专辑的，这张专辑背后的灵感是什么呢？

丹·布朗：这张专辑延续了我对于音乐的热爱，我热爱作曲，如果你去听这张专辑，你会发现里面的歌曲都是在讲故事，它们讲的不是我的故事，而且别人的故事，别的情景，这就是讲故事，这很有意思，因为音乐的学习和作曲的经历对我的小说写作大有裨益，在作曲的时候，你需要理解如何打造音乐张力和舒缓张力，在写作时，不仅仅要在整本小说中，更是要在每一章，甚至每一段都做到张弛有度，你需要在一个段落的开头营造紧张情绪，之后让读者放松，这样才能吸引着读者往下读，你需要理解节奏、步调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小说就像是一种音乐，一种交响乐，学习音乐帮助我理解如何设计小说的架构。

曹可凡：在制作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收获了爱情，遇到了你现在的太太。

丹·布朗：的确。

曹可凡：你们是否在艺术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呢？

丹·布朗：这是个有趣的故事，我认识布莱斯的时候，她是业内非常强大的一位女性，我在一个星期五下午带着我的录音带找到了她的办公室，她说：“你现在来干什么？已经下午5:05了，我要回家了。”她对我不是那么友善，再加上我当时西装革履的，她就问：“你是这个歌手的律师吗？你是谁？”我说：“不是，我就是歌手本人。”她说：“你穿着这样不可能是歌手本人。”当时她态度不是太好，但是第二天她联系了我，跟我说：“我听完了你的录音带，我很喜欢，你周一再来见我，我们开个会。”于是她向音乐行业介绍我，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艺术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不是只聊音乐，我们也经常聊艺术。

曹可凡：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太太对你有哪些帮助？

丹·布朗：她对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经常会帮我做研究，我会说：“这是达·芬奇的一幅画，我需要知道里面所有的符号学意义，帮我收集所有的信息。”她会以这种方式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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