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孙雯

这两年的五四青年节，一直想写一写鲁迅和青年之间的故事，因为在日常的阅读中，扫过一些往事的片段。

本来想从鲁迅和黄源说起，只是，前一段时间，路过葛岭路13号的黄源故居——因为疫情，故居大门紧闭（这几天是否已经开放，还未去验证过），这样一来，暂时错失了去目睹那些展陈的资料的机会，那么还是写一点自己比较了解的鲁迅和萧军、萧红的交往吧。

鲁迅先生和青年人

年10月9日，一封来自青岛的信辗转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萧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得萧军信，即复。”

这封信其实写得有点冒昧。

这一年的夏天刚从东北来到青岛的萧军与萧红，陷于了自己的作品与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的迷茫，《八月的乡村》（萧军）和《生死场》（萧红）都面临着出路问题。

为此，萧军与当时青岛“荒岛书店”的负责人孙乐文有一次谈话，当然，孙乐文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中共党员。

孙乐文曾在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先生，这让二萧起了给鲁迅先生写信的念头。

据孙乐文所说，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是可以收到的，他鼓励萧军试试看，他还建议萧军将通讯地址落到他的“荒岛书店”，不具真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二萧很快收了鲁迅的“即复”，鲁迅先生说——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的。

至于他们的稿子，鲁迅先生表示：“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然后，是非常详细的通信地址，并叮嘱：“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不久，二萧就把《生死场》的手抄稿以及之前自费出版的《跋涉》一起寄往内山书店。

萧军与萧红的这张照片寄给了鲁迅先生

同时寄往上海的，还有萧红与萧军的合影——那是他们逃离哈尔滨之前的一张合影，两萧的着装风格与款式都是“东方莫斯科”青年当时最时尚的装束——萧红是斜纹旗袍，萧军着高加索式的立领亚麻衬衫，腰间还系一条缀有穗头的绿色腰带。

年10月28日，鲁迅在日记中写有“午后得萧军信并稿”的字样。

这个秋天，山东境内不少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青岛的组织系统更是被破坏严重。萧军供职的《青岛晨报》和孙乐文负责的“荒岛书店”均属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他们的处境也危险起来。

中秋节，舒群和妻子倪青华，妻兄倪鲁平（当时的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公开身份为市社会局劳动股科员）去在四方的倪家过节，临走之前，也曾邀萧军同行，但萧军因故未去。

这个晚上，他们被当局逮捕。而同一天，当时的市委书记高嵩也被捕——他是舒群在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同学。

随后，《青岛晨报》被迫停刊，孙乐文也已暴露。

风声越来越紧。

一个风雨之夜，孙乐文将萧军约至栈桥尽头，那座大亭子的阴影里，他给了萧军40元钱。第二天他就要转移了，也许离开青岛。

“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赶快走罢。”这40元，是孙乐文为二萧借来的路费。

回家之后，萧军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告知他，自己和萧红马上就要离开青岛去上海，千万不要再来信了。

抛弃了置办的家什，买了四等仓的船票，他们“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急匆匆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的冬天，阴冷透骨，叫人抑郁难安。

照旧是没有太阳，浓重水汽让空气都沉重无比，它沾染了细碎的灰尘，呼吸入喉，全无北方的凛冽、直接。

再过一天，就进入12月——那是彻底的深冬了。

11月30日，是鲁迅约见二萧的日子。对于两个年轻人而言，这座江南城市中，举目无亲的萧索与冬的寒冷，在这一天，猛然间荡然无存。

一个月之前的11月2日，二萧抵达上海。第二天，他们就给鲁迅先生去了信。先生的回信照旧是“即复”，只是，见面一事，他似乎有些为难——

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

先生用极为客气的语调，隐匿着他的拒绝。麻烦是一个理由，其中还有他的不安。两位外乡来的青年，除了此前的信件交往，鲁迅与他们并无过多深交。而青年，是易变的。

转眼，已到了月末。

孙乐文给萧军的40元路费，已经用去了20多元，还剩18元几角。二萧在拉都路租了一间亭子间，先付了9元房租，余下的钱，买了一袋面粉，一只小炭炉，一些木炭，一只砂锅，以及油盐酱醋。之后，就所剩无几了。两人已致信哈尔滨的朋友支援，但眼下，如何在上海生活下去？

虽说鲁迅还未打算与二萧见面，但在艰难的生活中，他依旧如同一束光，让他们在捉肘见襟之间，有隐隐的希望。所以，这次，不同于从哈尔滨逃亡青岛，来上海，虽说前路无着，但上海有鲁迅先生。

近乎无聊的一个月，萧军只好将精力投诸自己的作品，这段时间，他终于改完了《八月的乡村》。

二人熬着上海的初冬。盼信，读信。他们以这唯一的希望，打发着酷寒时光。

每天的午饭或者晚饭后，萧红与萧军总会沿着拉都路往南散步。如果，这天正好接到了鲁迅先生的信，他们就会花六枚铜板买上两小包花生米，每人一包，边走边吃边说。等到行人车马渐少，口袋揣着信的那个，会把信拿出来，小声地读，另一个则静静地听。

在大上海的夜晚中，两个人，大笑、叹息，孩子般追逐。

然而，活着，总需要填饱肚皮。

若把目光投向车来人往的十里洋场，二萧又认识谁？他们熟悉的，也仅仅是这间窄小的亭子间中——那寒凉的空气。

他们因鲁迅先生而来，可先生仍是尚未谋面的陌生人。

那种四处游荡却无所依靠的惊恐，每天都在倾轧着他们，甚至要消磨掉最后的斗志，除了鲁迅，他们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任何人。

在11月13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萧军提出想找工作以及借钱的要求。

鲁迅的回信，极其坦诚——找工作有困难，毕竟他的人脉有限；而借钱，是不成问题的。

这一封语调淡然的回信，稍微抚慰了二萧内心的焦灼。

密集的通信与二萧的诸多问题，让鲁迅先生决定见一见这两位迫切的年轻人。

地点，就约在内山书店。

北四川路的电车道，一直向北延伸。鲁迅先生在11月27日的信中早有叮嘱，到了终点，下车再往回走就是内山书店了。

这一地段聚集了很多日本人开办的小学、医院。医院正对面就是魏盛里马路，边上有七栋房子，日本人内山完造租了右边入口处的两个铺子，开了这家内山书店。

未见先生之前，萧红与萧军就鲁迅的面目以及相见的情形，已“争吵”了一番。

等他们到达内山书店时，鲁迅先生早已等在那里。

书店的柜台后另有套间，先生正坐在桌子前分拣着信件和书籍，见到二萧进来，他走到萧军面前，问一声——您是刘先生吗？

早先，二萧颇为满意的照片已随着萧红的《生死场》文稿，来到鲁迅的手中，因此，辨认这两位年轻人，不是难事。

得到肯定回答后，鲁迅又折回内室，把书物和信件收进一个包袱，说——我们就走罢。

跟在鲁迅身后的二萧，这时，才定下神来望向鲁迅的背影。

他身着一身黑瘦的袍子，西装裤管藏在其中，脚上是一双黑色的网球鞋，然后，又一头森立的黑发。

而初次相见，先生只一句淡淡的“走罢”。这样的开场，完全不同于二萧事先的想象。

从内山书店出来，鲁迅在前，二萧远远地随后。

越过一条东西大路，再往西行，在一家咖啡馆前，鲁迅停驻，然后推门进去。

鲁迅在门边的位置坐定。来客大都匆忙直冲而入，这近门处反倒僻静而隐秘。

后来，萧军写下了和鲁迅先生的初次见面——他们聊的，都是天下大势；东北与上海的时局；年轻人的坚持和游移。

他们带来了《八月的乡村》的手抄稿——这是鲁迅先生特意在信中叮嘱过的。而那手稿，是萧红俊美又有力的小楷。

临别前，鲁迅将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这是二萧当时最为需要的20元钱。然而，回程的买电车票的零钱也没有了，鲁迅掏出了口袋里的大小银角子和铜板。

开口向鲁迅先生“告帮”，对于二萧而言，是多么大的痛苦和“难堪”，那种感念与创痛，几乎跟随了他们一生。

后来，萧军回信诉说这些感受，反倒是鲁迅先生安慰他们——

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年的12月18日，距离与鲁迅先生见面不过半月有余，二萧意外接到鲁迅夫妇邀约他们参加宴会的信件。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和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署名为“豫广同具”，以示郑重。

萧军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声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如实地写出自己和萧红当时的那种激动复杂的心境和情景。

那一封小小的书简，来自鲁迅，又实为二萧为这个城市容纳的象征。那几个可以谈天的人，就是他们未来的圈子。

第二天的宴会，是二萧全新的开场。

萧军找来一份地图，寻找着二马路和三马路的大体位置，而后，是那条称之为横街的广西路。然后，计量距离，确定乘坐的车次。

待他把这一切查看估量之后，才抬起头来。

你要出兵打仗吗？

萧红略带嘲讽地问，她望向萧军——这一身分不出颜色的布衫子，穿了多久了？她不想也不能让他在鲁迅的宴会上，依然如此窘迫。

她已经决定亲手为他做一件“礼服”。

这个想法一出口，就引发了萧军的担忧。他怕她花掉了最后的几块钱，但是，又深知她不能被拦阻。且“随她去罢”。

两个小时后，萧红带回了一方黑白方格的绒布。萧军怕极了，吸一口冷气，隐约觉得萧红手里那黑白相间的布料，就是这两天的饭钱，以及去赴鲁迅之约的车钱。

不过，当萧红报出价钱，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七角五分钱。它来自一家大拍卖的店面。

距离宴会开场，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任凭萧红如何心灵手巧，做好一件时尚漂亮的衣衫，依然是个大工程。

萧军的担忧，从唯恐最后的几元钱被败光，转而到了无法想象自己将在第二天的下午要披着这块布头出现在梁园豫菜馆。

第二天，可那件衣服竟然给她裁成了，并赶在下午5点钟——赴约前一小时全部缝制完成。

为宴会特制的礼服

梁园豫菜馆位于广西街的中段，是一座脸面朝西的旧式二层灰砖楼房。这家馆子开张于十多年前，当时，在上海滩已经颇负盛名，更是名流来往之地。

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时常在这里宴请宾朋，还时常“属梁园豫菜馆定菜”，或是请这里的厨师“来寓治馔”。

下午六点左右，二萧找到了这家鲁迅先生信中说的梁园豫菜馆。上了二楼之后，见许广平正在张望，宾客大抵已经到齐。

十一年之后，许广平再忆萧红，难忘这第二次见面时萧军身穿的礼服——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而欢欣。

当天的宴会，共有九人到场。鲁迅先生一家、二萧、聂绀弩夫妇、茅盾、叶紫。鲁迅的这次宴请是以胡风长子庆祝满月而设，只是，胡风夫妇因信件被耽误未能前来。

宾客都是上海文坛的风云人物，而初来的二萧，对眼前的客人全是茫然无知，萧军在日后的回忆中，记得最深的是那一餐美味，以及吃饱的满足感，而内心，依旧有着外乡人的迟疑与讪讪，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话题该从何而起，只说了些东北老家的习俗。

这餐饭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然而，对于二萧而言，虽远未消除来这座城市的陌生感，但是，他们应该深知鲁迅先生的用心，上海的文坛，由此，为二萧开启了一道狭小的缝隙。

为了纪念这次宴会，也为了纪念那件“礼服”，年春，二萧特意到法租界的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萧军的格子衬衣，萧红轻含的烟斗，成就二萧的经典形象。

年，72岁的萧军，在《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一文中，用不小的篇幅回忆了这一张照片。

鲁迅因担心萧军生性鲁莽，不明白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与恶劣，怕他直冲蛮闯惹出祸事，特地指派叶紫作为他们的“向导”。宴会后二萧与叶紫渐渐熟悉起来，成了要好的朋友；聂绀弩更是与二萧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茅盾对于萧红《呼兰河传》的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宴会的第二天，鲁迅先生便致信两萧——

吟太太的稿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送给官僚检查去了，倘通过，就可发排。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春天来了。

严格说，此时的萧红仍然不是萧红。她只是吟太太——冠之以“太太”的名号，让人不能不想到，她只是一个站在男人身后的女子，为他操持，为他辛劳。

鲁迅先生显然已经认可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他积极地向刊物推荐着他们的作品，策动着他们迈向文坛的脚步。

年3月1日，萧军的《职业》发表于《文学》，4天之后，萧红的《小六》刊载于《太白》，《小六》取材于萧红的青岛生活。

这是二萧迈向上海文坛的第一步。因此而来，是生活的窘迫有所缓解，以手中之笔，他们可以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来了。

萧红是如何和鲁迅先生熟悉起来的？我们无从把握那个最初的契机。

总之，她如同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一下子跃进了先生的生活。

萧红在鲁迅先生家门口

在二萧给鲁迅的去信中，除了萧军的那些“庄严”的问题之外，萧红又按捺不住好奇，给鲁迅先生提一些“捣乱”的问题。比如，旧历新年将近之时，她问先生是否想念住在北平的妈妈，或者是否想到北平看看？

萧红更不忘就鲁迅在信件中对萧军诸如“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的告诫，发出那不过是“老耗子”在教“小耗子”各种避“猫”的法门的高论。

在鲁迅面前，萧红有一种难得的放松，日后她也坦言，鲁迅让她重新感受到了祖父的存在。

鲁迅随后复信，也是不厌其烦。

新年的第一天就要忙于工作，鲁迅坦言自己哪里还记得妈妈，更不用说跑到北平去看望了。

对萧红的调侃，也照样一一回复：“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除了这些捣乱的问题，萧红还敢于写信，联名一帮年轻人去“胁迫”鲁迅先生请他们吃顿好的。

那一次，萧红不再与萧军共同署名给鲁迅先生写信，而是自己单独给先生去信并附上新作《小六》——这篇小说取材青岛时期的见闻，记叙了隔壁邻居小贩的生活，她希望鲁迅能介绍发表。

当然，萧红这次单独给鲁迅先生写信亦另有原因。叶紫嘴馋了，又没钱吃点好的，就前来与二萧商量要鲁迅先生再请一次客，打打牙祭。不过，萧红在信中的建议是，吃得差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次“敲诈”居然成功了。

鲁迅说：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最终定在了“往桥香夜饭”。此前，萧军不肯签名，但依旧跟着吃，且是吃得最多的那个。

在鲁迅的日记中，能觅得这一顿饭的痕迹——

那是年3月5日的晚上，席上有5个年轻人以及鲁迅一家三口。那一则日记中，鲁迅没有称呼萧军夫妇，而是称呼萧红为“悄吟”。

对于几位年轻人而言，胁迫“老头子”（年轻人对鲁迅的称呼）请客，一则可以一解积攒了多日的嘴馋，但最为重要的是，萧军、萧红、叶紫三人在饭桌上开始酝酿成立奴隶社，自费出版自己在当局酷压之下难以出版的书。此时，距离萧红《生死场》送审已经近3个月，迟迟没有消息。而叶紫的《丰收》在此之前无法通过审查，至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题材更为敏感。

另外的两位年轻人为《译文》的编辑黄源与《芒种》的编辑曹聚仁。融入这些年轻人的圈子，为二萧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鲁迅的举荐之下，二萧逐渐为上海文坛所知，生活也一日一日改善了起来。

第一次住进的在拉都路北端那个亭子间，是一家名为“元生泰”的杂货店转租给他们的。

而后，从拉都路的北端搬到南端，到第三次搬家，又到了这条街的中间。

拉都路号，这是萧红与萧军在这条街上的最后一处住所。穿过大门的铁栅栏，是三幢西式楼房，都是三层高。他们就住在中间一幢的三楼。

转眼五月份了，夏的意味在逼近。

那天上午时间，传来不疾不徐的敲门声响。

开门，竟是鲁迅一家。

照旧是鲁迅先生请吃饭，他们在风和日丽的暮春中，去法租界的一家餐厅就餐，而后，萧红与萧军送鲁迅一家上了电车。

拉都路号的三四个月，萧红唤醒了哈尔滨的那段记忆。她完成了系列散文《商市街》，那些寒凉的往事，在她的笔端被丰满地捧出，意外的，她几乎未加修饰。正因为这些文字，人们得以了解这个时段的萧红，她的艰难，她的爱与逃离。从《欧罗巴旅馆》到《最后一星期》，字字句句，是不同于江南文坛的气息。

只是，《生死场》的稿子退回来了，虽是生活书店有意出版，但是，严苛的审查还是未曾放过其中的字字血泪。

连鲁迅先生都无奈至极。

“拿到《妇女生活》去看看，倘若登不出，就只好搁起来了。”先生的这封信写于年8月24日，距离稿件送审已经9个月。

然而，在《妇女生活》上的尝试，最终也是无果。

此时，叶紫的《丰收》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经“自费”出版，出版无路的萧红，也决定走他们的路。

当时的《生死场》还未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仅用第一章《麦场》暂作书名，这样的一个名字，听起来，带点闲适农家风韵，对萧红的抗争与悲悯看起来关联不大。虽说，早在青岛之时，萧红在萧军的建议之下，就有意用《生死场》命名，但是最终确定，依然又费了些心思。后来，胡风的建议起了关键作用，而鲁迅先生也认为“《生死场》的名目很好”。

鲁迅一家与二萧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愈发紧密起来。他给他们写信，有日常的关切、问询书稿以及会面的约定。

忙于出版《生死场》之时，萧红大约未曾有时间写下什么。鲁迅先生在信中问——久未得到悄吟太太的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言语间，有殷殷的期盼。

甚至，因寻访不遇，他在信中暗自懊恼了起来。

那一天，是我的预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

……

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我昨夜起，重伤风，等好一点，就发信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时候总在下月初。

这封信，写于年10月29日，距离鲁迅去世仅有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先生的身体就极差了。然而，这不妨碍他如孩子般的表达与二萧相见的愿望，这东北来的年轻人，渲染了他暮年的色彩，让他有了一丝孩子气。

对萧红，鲁迅先生更是包容有加。

《生死场》即将付印，萧红向鲁迅先生索要序言和制版签名，其实，就鲁迅而言，依然以为亲笔签名之类，过于孩子气，“不过，悄吟天台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些，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一个多月后，《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刷出版。萧红自己为《生死场》设计了封面。

萧红首次署名“萧红”。在此之前，她多用“悄吟”，之后，则是“悄吟”与“萧红”并用。

在鲁迅看来，萧红在写作的前途上，更为辽远。

而二萧之间的比较，在《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出版之后，被更多的人提及，文学界似乎更看好萧红。

胡风就曾经直接对萧军说出了萧红的好，而且认为萧红的才情更高一筹。

“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得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习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年5月，鲁迅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问时，提及当时的优秀作家，说到了萧军、柔石、张天翼等。

然而，他特意提出了萧红，在鲁迅的预知中，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这一年，是萧红创作的一个高潮期。

年年初创立的《海燕》登载了萧红的《访问》《过夜》等文章。随后，《中学生》月刊和《文季》月刊连续登载了系列散文《商市街》中的篇目。

此时的萧红，已不需要自费出版，或者靠鲁迅先生四处探寻门路，出版商开始主动上门了。她与生活出版社签约，出版《商市街》与《桥》这两部散文集。而这两本书，也已入围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

在与二萧的大量通信中，鲁迅单独写于萧军的信件更多，另有大量将二人作为共同的收信人。而写给萧红的信，只有一封。

那是年的3月17日，信件开头称呼萧红为“悄吟太太”，告知“来信并稿两篇，已收到”以及海婴脚被开水烫伤一事，言及“等他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

信中言语，简单明了，并无多话。

而与萧军的通信，鲁迅的心扉似乎更为敞开。他不满幼子淘气又难掩老年得子的心疼；他毫不掩饰母亲即将南来给自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时年，鲁迅54岁，萧军28岁。试想，一位已颇有地位的长者，如何肯将生活的琐碎说与一位青年听？足见鲁迅对萧军的信任、呵护，以及认同。

当然，二萧不是独被鲁迅提携的青年，柔石、叶紫等文学青年同样为鲁迅相扶，在文学的路上越走越稳当。

但是，可以肯定是的，二萧在鲁迅的眼中是独特的。

所以，鲁迅在读过《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之后，会以兴奋的语调赞二萧的文字“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在萧军的眼中，鲁迅如同一个母亲，青年几乎在吸吮他的“乳汁”，进而得以在文坛上成长壮大。但在萧红这里，先生却不是母亲的感觉，大约，她自己的那位母亲从未不吝惜地施予她无限温情，而多将冷漠投掷于她。对萧红来说，“母亲”，着实不是一个温暖的词汇。

见到鲁迅之前，她猜想先生定是一位严苛之人，但见到面后，便觉得鲁迅先生是很容易接近的。为了得到答案，萧红曾经直接问鲁迅先生：“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先生靠在藤椅上，手指夹着纸烟，吸了一口，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年，萧红再赴北京之时，曾与友人李洁吾谈及鲁迅先生，李洁吾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

萧红则回话：“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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