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
李秀鲁大哥走了有十年了吧?我时常想起他。
我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时候,他在《农村开发报》工作。《农村开发报》是一份给全省农民办的报纸,有要闻、有新闻、有科普,也有副刊。我经常向《农村开发报》投稿。
那时候没有电脑网络,投稿靠信函。
上世纪90年代,我写诗几乎疯狂,无论天空、大地还是庄稼、小草,在我眼里、在我笔下都是诗。我一次次把修改了无数遍的诗歌一笔笔誊写在方格纸上,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到绿色的邮筒里,然后是久久的等待。退稿或用稿,皆有可能,退稿是常态。
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农村开发报”五个红色大字映入我的眼帘,我急忙打开,是两张《农村开发报》。翻开报纸,急切地找自己的名字,片刻,在显著位置找到了。
“是我写的诗!”我看到自己分行的文字变成铅字,欣喜若狂。
仔细看,信封里还有编辑的一封信。那时候,退稿信大都是统一格式。但这封信不同,是手写的,首先肯定了我的诗歌,接着鼓励我继续投稿,末尾还有编辑的名字:李秀鲁。
再投稿的时候,我在收件人地址的下面,工整地写上他的名字。
我们时有书信来往,他鼓励我深入生活,发现生活之美,多读书,写出人生大爱。
他的叮嘱一直伴我前行,我们交往的那些年,他是我人生航线上的灯塔。
他在《农村开发报》整版发表我的诗歌,加上编辑手记予以推介。这对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来讲,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他是我的老师。
有一年,我去济南找他,他请我吃饭,并让我住他家里。他知道,我一个民办教师,其实就是一个农民,也没有多少钱去住旅馆。善解人意的老大哥啊!
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热浪滚滚,无处藏身。当时他家里只有一台空调,安装在客厅里。那晚,他在客厅里铺上凉席,我们俩睡在客厅的地板上,说话到深夜。
之后,我和妻子也去过他家。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兄长。
多年来,我们写信、通电话,彼此熟稔。后来,《农村开发报》没有了,他有了新的工作。
有一年,他因公干去邻县,绕道来看我,我给他安排县内最好的宾馆下榻,领他去街头巷尾吃当地名吃。当时,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不再是穷乡僻壤的民办教师,成了县级机关的一名国家干部。
前些年,去济南出差,或参加文学活动,也与他见过几次面,但不多。
忽然有一天,我听说老兄因为急症,抢救无效,走了,还不到60岁,英年早逝。我伤心了很久。我把这噩耗告诉我妻子的时候,流出了眼泪,仿佛天塌了一半。
一个好人,就这样在世界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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