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才华病,恐惧自己没有才华三

原创阿久三明治

作者｜阿久

编辑｜沈时

我是被父亲带大的。他为了培养我的逆商，做游戏时从不让我。两三岁的时候，经常和父亲玩着玩着就哭了，父亲会说，“你去旁边的房间哭，哭完了过来跟我道歉。”刚开始，我在隔壁的小黑屋里嚎啕大哭，尝试发出各种尖叫，脚跺得咚咚响，却从不会有人来看我。渐渐地，我不那么使劲儿哭了，在小黑屋里的反省时间也越来越短。后来我都不用去小黑屋了，当场调整表情和心情，恳切地向父亲道歉。

长大一点，父亲带我逛商场，我站在玩具前赖着不走，他也从不迁就我，而是用离开表达拒绝。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我只好强装欢笑世故地向售货员表示再看看，然后低头离去。

小学一年级，周围小朋友都流行学乐器，我央求妈妈带我学电子琴。我俩既没天分也没受过熏陶，望着黑板上小蝌蚪似的音符不知所措。不过妈妈认为只要刻苦努力，没有攻不下的难关，于是每天回家逼我练琴。从此一到下午四点，整栋楼都飘着我的哭喊声，我越哭妈妈越强硬，她越强硬我越哭。好在妈妈不像我爸那么固执，某个下午，我俩终于决定放过彼此，她一边把电子琴收进箱子一边断言：“你爸说得对，你就不是这块料。”

小学四年级，乐队老师来学校挑学生，我的艺术血脉再次萌动，一放学就冲到报名队伍里。老师根据手型、口型把学生分配到管乐队或者弦乐队，可能是碍于我的极度热情，老师难为情地决定让我打小鼓，我当场确认报名。兴奋地回家告诉父亲我被选上了，支吾地提出要块钱买鼓，父亲没说什么包了个信封给我。第二天，我顺利地领到小军鼓。小军鼓真好看啊，鼓边是银色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鼓面是白色的，轻轻一敲就会砰砰响。回到家我就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在哑鼓垫上练习，没想到父亲突然让我把小军鼓退了，我气极了。他明明答应了。可我知道这容不得商量，以前我在学校擅作主张定的杂志、文具，父亲都会让我跟老师退掉。回到学校，我对老师说不想学了，老师还算通情达理，把小军鼓和哑鼓垫收回去，我看着绿色的垫子上几个白色的斑驳小点儿，觉得丢脸极了，别人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这盆水却总要收回。回家后父亲看我情绪低落，安慰我：“反正咱家也没这个基因。”

也许是为了奖励我替自己收拾烂摊子，也许是为了弥补我失落的时间，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班。在这个一切以学业为重的家庭环境下，我逐渐被驯化成一只畸形娃娃，脑袋大大的，四肢小小的。奇怪的是，我在数学上好像有点天赋。都说男生数学比女生好，但我从来没被哪个男生比下去过，答题总是又快又好。可是能学得好，并不代表喜欢。我逐渐敷衍，甚至学会了抄答案。终于因为“做得太快”被父亲抓包，换来一顿毒打。

老老实实学了两个月，去参加比赛，拿了奖，免试上中学。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个天才，走路时下巴逐渐抬高。初一期末学校安排分班考试，我毫无悬念地进入实验班。

初二开学第一天，班里闹哄哄的，经过一年的厮混，大家已经自动划分成数个小团体，三五人地围在一起聊暑期见闻。我和后桌炫耀分班考试的一道古诗词题：“三十功名尘与土”的下句你猜我写的什么——“四十做官乐逍遥！”后桌尴尬地扯了扯嘴角：“岳飞的满江红你都不知道。”我尴尬地愣住。

门口呼啦啦进来一群人。班主任敲敲黑板让大家回到座位：“这学期各班重组，这些同学和你们组成新的班集体，大家好好相处。”新来的同学开始自我介绍，内容无非是姓名特长兴趣爱好，听了一两个我就注意力丧失，转而沉浸在刚才的失意里，四十做官乐逍遥怎么了，对仗工整逻辑严密。

咚，地面震了一下，旁边坐下一个女生，宽大的校服，微黑的皮肤，她仿佛没注意到我的低落，直接开始叽叽喳喳地讲话：“你好啊，我叫H，原来二班的，我之前楼道里见过你，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同桌啦！”我心想，我跟你熟吗？她从斜挎包里掏出课本和铅笔袋，我盯着她黑色的斜挎包，我自己身后规规矩矩的老式书包硌得我后背生疼。

几周相处下来，我发现她就是我的补角。怎么说呢，我的思维是线性的，一根一根条理分明，她是一团的，毫无逻辑可言。物理数学基本不太行，有时候给她讲题都不知道她哪里不会。一到数学课，她总是试图把自己缩得小一点，竖起课本避免和老师目光交流。一旦被点名，我立马能感受到旁边发来一束卑微的求救的目光，眼神之恳切让人无法拒绝，我在纸上写下答案，她抬头报告给老师，安全渡险之后，她会送上一束钦佩的目光，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语文英语课，她就自然很多，宽大的校服经常延伸到我的课桌上，在《追忆似水年华》之类的文学巨著上写写画画。偶尔还会把随身听的耳机从袖子里穿出来，手撑着脸，营造苦思冥想的假象。我对此不予置评，继续和老师对视并不时点头。没一会儿，身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是她在收拾课桌。

开学还没多久，大家的课桌抽屉都还富余，只有她库存拥挤难以周转，抽屉里塞满零食杂志颜料画笔。她在狭小的座位上左右扭动，忽然掉下一张纸，是一张彩铅画，我捡起还给她，你画的？

“是呀，你知道么，画室里有个男生特帅，我想追他呢。”H说。

H见我还盯着那张画，大方地拍在我桌上：“送你啦！”说完继续扭动起来。我用胳膊挡住画纸，免得老师发现。即使没学过画画也看得出这张画色彩恰到好处，线条笔触细腻，我心里忽然软乎乎的。背面是一首小诗，诗的美我是体会不到的，可不知为什么，流畅的笔迹忽然幻化成一把小刀，扎在我刚刚软化的心上。

上课、写作业、考试、上课、写作业、考试……桌上的教材越垒越高，课桌里的练习册越来越多，从前排传过来一张接一张的卷子压得人喘不过气，大家纷纷找到排解压力的途径。男生踢球，女生看小说。中学门口的报刊亭总会围着一群女生，大家在《最小说》《花火》《男生女生》一类的书中间选定当月精神食粮。报刊亭我是不会去的，虽然主要因为没钱，但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女生那么喜欢情情爱爱的纠结，作业还不够多吗？

一次体育课下课，桌上多了一本《正青春》，H让我有空看看。我以为她在体谅我囊中羞涩，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没过两天，在水房听见有女生八卦：“你知道吗1班的H上杂志了。”我逃一般地跑回教室。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翻杂志，一篇篇看过去，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伤痛文学，男生女生那种摆不上台面的小心思真是被他们写尽了。其中一篇尤其好看，讲的是发生在画画教室的暗恋故事，我看哭了。最后结尾落款“作者Helen”，H的英文名。

从这一天开始，H在我眼里变得陌生了，她不再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偏科生。有时候上着课，我会鬼使神差地转头看她，看她身上隐隐散发的光环，我拽拽衣领，懊恼这个好像永远结束不了的闷热夏天。

我开始上课走神，也不那么爱笑了，甚至有男生会传纸条问最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真奇怪，我能有什么事呢？学习成绩不是挺好的吗。在这所有对口小学的中学，同学绝大部分都相互认识，我单枪匹马独自闯进来，一进校就被选为班长，是校长嘴里“我最喜欢的小班长”。初二新开的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前几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化学老师还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有没有兴趣参加竞赛，想让我以后走化学这条路。老师同学都认可我，我能有什么事呢？真奇怪。

到了初三，同学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每个人都开始有不可告人的青春秘密。在同学眼中我依旧属于成绩好的梯队，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从看过H的小说，我的心就像被划开了一道口子——我看到自己不具备的能力。这道口子，让我在听课、打饭、跑米的每个瞬间，隐隐失血，只有数理化成绩给无限下坠的信心一点浮力。当我在分子公式的世界里挣扎时，H在拥挤的位子上依旧自我，H好像从不担心自己的成绩。她经常随手写点文字，引用一些小众作家的经典语录，我知道那些人或许并不小众，但因为超过我知识范围，把他们归为小众会让我心里好受一些。在中考冲刺阶段，H开始沉迷摇滚乐，买打口CD。我从来没问过她“打口”是什么意思，这会让我显得愚蠢。我也跑过音像店，从玲琅满目的货架上选中一张“班得瑞”。林肯公园对她来说已经过时了，她喜欢“枪花”，我肯定这不是她审美顶点的代表，但我就记住这么一个。

中考结束，H和我都直升本校。我在悠长的暑假到处闲逛。有次路过盗版地摊儿，我做贼似的买了一张“枪花”的CD。一次也没听过。

高一我们还是同班，还是同桌。到了高二文理分科时，H终于不堪数理化的重负去了文科班。为了纪念我们的同桌生涯，她送给我一本带锁的蓝色笔记本，里面是她在别人兵荒马乱时写下的各种奇思妙想。我只翻了几页，那是一个天才的随意书写，它恣意地展示着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的才华。我感到恐惧，默默把它收进书柜的最里层。

学校为了让同学更顺利地接轨高考作文，开始专项训练议论文写作，破题、立论、论点、论据反复练习。我也不知道跟谁赌气，高中三年从未写过一篇议论文，语文老师也没说什么，记叙文偶尔还能拿到55分的高分，作为范文在全年级传阅。但我并不开心，怕H看到，也怕看到H的作文。我自认为自己和H的距离越来越大，她的文字像被上帝握着手写出来的浑然天成，我则是满头大汗憋出的矫揉造作。

以前我特别喜欢窝在书房看杂书，那种忙里偷闲的自由让我有一种快感。自从H的笔记本被放进书柜，我进门都会有意绕开那个区域，仿佛靠近一点都会被吞噬。为此我的高中生涯又消沉过很长一段时间。临近高考一个月被叫到办公室，班主任说我是一匹黑马，沉寂已久的骄傲基因再次抬头，我决定暂且奋发一个月。

高考查分，父母和老师都很满意，还上了学校的红榜，贴在校门口供往来的学生家长瞻仰。我却始终忘不掉那场语文考试，那个很难写成记叙文的题目，被我较着劲硬生生塞进抒情的瓶子，甚至偷偷用了H说过的一句话，就这样，H身上的光被我偷进人生大考的答卷上。

我大概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想自救。选专业的时候，委婉地和父母提出学艺术的想法，但被无情否决了，说我不是那块料，他们认为法律更适合我，并且实用。我没有任何意见，既然不是最想要的，选什么都一样。

好在法律还是和文字打交道，只不过是冷冰冰、极富理智与逻辑的严肃文字。这似乎很适合我，从小培养的逻辑思维有了用武之地。我向往自由写作的心，被水泥一般的权威学科封箱塑装。为了让自己与梦想有一丝连结，竞选班委时我报了文艺委员，顺利当选。也是，正经人谁干文艺委员呢？带大家排过几次节目，也在学校拿了奖，我自己却觉得徒增羞愧没有成就。换届选举时，我没有再参加，同学在一旁鼓动我，我一边低头一边摆手。我越来越退缩，尽管无人察觉。我终于清晰意识到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得了“才华病”，我越来越渴求H身上的那种艺术才华，那种自由的、随意的、放松的舒展。

时代早就变了，所有人都在尽力展现自己的长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还停在过去，总在不擅长的领域较劲。

为了“治病”，我去学架子鼓。像是完成一场童年没做完的梦。我古板而刻苦地一遍遍打着最基础的节奏，直到老板听不下去，进来说，你知道还有其他节奏型吗？好像正在打气的气球突然被人扎破，我又退缩了。放弃总是容易的，但每放弃一次，对自己毫无才气的判定就加重一分。后来我又学了跳舞、画画、弹钢琴，都不了了之。

我还去参加演讲比赛，没有经过训练只凭直觉写稿子，经过一轮轮选拔进了决赛，最后拿到全区第三名的成绩，主办方说我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同期获奖的几位选手对这个机会都异常珍惜，积极准备，我却提不起劲儿，因为我在前不久的歌咏比赛里只拿到一个重在参与的优秀奖。

说起优秀奖，我想起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报了英语课外班。班里举行过一次单词比赛，全班20多个人，我的成绩刚刚好卡在一半，老师发了一张优秀奖的奖状。十几个小朋友站在一起领奖，我看到坐在台下的父亲并没有笑。刚进家，父亲一把夺过奖状撕了，他冲我吼：“一个优秀奖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捡起奖状，一边哭一边小心展平褶皱的奖状，用胶条粘好。粘一次，父亲撕一次；我再捡再粘，他再撕，直到奖状碎成一块块橙色的碎片。“优秀奖就不是奖了吗？”我质问父亲。“人人都能得的还叫奖吗？”他怒目圆睁。我被吓到了。

忽然觉得，父亲好像没给过我努力的机会。他一生要强，吃过很多苦，凡事都憋着一股劲，要做就做最好，对我也如此要求。我逐渐把父亲的要求化为评判自己的标准，如果一件事没做到最好，就是失败，优秀奖是失败，第二名也是失败，甚至第一名也不够好，因为下一次要更好。在这种自我苛求下，我把一张张奖状拿回家，接受着旁人的夸奖，却从不敢自我肯定。甚至忘了努力才会有收获，开始不切实际地要求自己在没做过的事情上也要一击即中。好在凭着小聪明，在学习上完成得尚可，可我没有停留在此，我偏偏在意自己为什么没在艺术上成功。我把答案归结为没有才华，没有天赋。我看不到成千上万艺术生在追求艺术道路上付出的艰辛，看不到他们画过的一张张画稿，看不到弹断的一根根琴弦，看不到磨出茧的手。我只是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我瞧不起自己。我甚至不敢努力，在每一次稍微流露失败迹象的时候就选择放弃，因为我怕证实自己真的没有才华。我唾弃这样的自己。

年龄越来越大，自我贬低的词语越来越恶毒，对才华的执着变得越来越畸形，我走上了追求捷径的“邪路”。我意识到重操童子功不现实，或许我可以供养一个才华，从他身上分得一缕光。这种变态的渴求把我推进至暗的深渊。

我认识了男孩K，比认识人更早的是他的文字。那是一篇今天再看都觉得心惊肉跳的好文章。当时看完就哭了，锤在心上的痛感很长时间都化不开，随之而来的是扑面的才气，我像个嗜血的魔鬼在黑暗中睁大眼睛。见到K真人，眼神很灵。几次接触下来，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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