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从汉代寄出的信,找到信封了光明

“这是宁波地区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简牍类文书！”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项目负责人许超激动地说道。历时4个月，宁波近日发布了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项目考古成果。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处具有鲜明濒水特征的汉六朝文化遗址，共发现遗迹十余处，出土各类遗物余件，并发掘了封检、木觚等简牍类文书。透过一枚枚小小的简牍，可以穿越时代，一窥宁波先民的生活百态。发掘区全景这是一处临水而居的基层聚落今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对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项目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位于余姚城区花园新村地块，面积为平方米。花园新村建造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由多家单位联合筹建的居民小区。发掘表明，该地块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侧为受潮汐活动影响而形成的灰黄沉积土高地，南侧为宽广的水域。“我们认为，这是一处临水而居的基层聚落。”许超表示。遗址里共发现了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其中河道、临河护岸等线索全部指向濒水环境。在临河护岸的四组遗存中，1号护岸由南北两组木桩构成，全长约12米，木桩内侧置横木或横向叠置竹竿；2号护岸位于1号护岸南侧，间距约5.7米，东西长28.1米，中部还见有伸向南侧水域里的两排木桩。“我们推测，古人可能在1号护岸的两组木桩之上搭建木板形成栈道，横木和竹竿起着挡土的功用，而伸向水域的2号护岸则是供舟船停靠的栈桥式码头。”许超说。1号、2号护岸。自西向东“以往考古发掘对象大多是墓葬、城址、窑址等，基层聚落发现较少。”许超认为，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遗址濒临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这封古老的信是寄给谁的在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出土的余件遗物中，大多数为汉代遗存，也有少量的六朝遗存。在出土的青瓷器中，可辨器型有两晋、南朝时期的越窑青瓷盏、湘阴窑碗；陶器以泥质黑陶、灰陶器为主，主要器型有罐、盆、钵等生活类器皿以及纺轮、网坠等生产用具；铜器有五铢、剪轮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钱及铜削、铜环等；木器有盆、梳篦及各类加工后的建筑材料；骨器也有零星出土。本次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为宁波地区首次。在纸张还没有得到大规模普及的汉朝时期，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但这类遗物多见于湖南、湖北，东南地区比较少见。其中，封检残长22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沟槽。许超表示，古时为了将送递的公私文书保密，人们会用一枚木简覆盖住内容，并押上封泥，如果有人擅自开启，便有迹可查。这种起着封缄作用的木简被称为“检”，相当于今天的信封。检面上，通常题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寄送方法。不过这次没找到信件内容。那么这封信是寄给谁的呢？图为封检。通过红外扫描，“王仲郵棨”四字清晰可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经红外设备扫描，封检上的字迹清晰起来，或可释读为“王仲郵棨”。许超推测，这可能是寄给一位叫“王仲郵”的人的。“棨”就是开启，意思是这封信指定由他来开启。余字的祭祷文都写了什么出土的简牍类文物中有一枚木觚，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五行皆有隶体墨书。让许超感到兴奋的是，这枚木觚虽有些残缺，但还能分辨出余字，相较另一份双面写有墨书、却只能辨出“长孙”二字的木板来说更有价值。简牍有竹、木两类。圆木被削成柱状的多面体，被称为觚，是简牍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木觚有三棱、四棱、六棱甚至八棱多种形状。通常，木觚各面写了还能再削，削了可以再写，如此反复，于是有些木觚的棱就不明显了。但这枚木觚棱角分明，有些特殊。首先，木材上刷有朱漆，意味着已经“定稿”，不会再动刀。其次，木觚上的字是一次书写而成的。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对木觚进行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公元74）年“天帝使者”为余姚县官（注：该字难以辨认）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书。许超解释道：“这一年，在余姚县官某乡临江里，一位名叫孙少伯的人病了。于是天帝使者以祈神的方式，给孙少伯写了一篇祈福驱灾的文书用来祭祀。”天帝是东汉时期的至上神，天帝使者则是天帝信仰的衍生物，这类文书常见于东汉时期的镇墓文、买地券中。许超说，余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些木觚、木板不仅是余姚作为东南名邑、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光明日报记者曾毅通讯员干杉杉）内容：《光明日报》（年12月12日04版）图片：独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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