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最后修改的创业史样书金台资讯

柳青(—)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中篇小说《狠透铁》等。其中描写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扛鼎之作，也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出版后风靡全国，影响尤为深远。

柳青用一生践行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创作态度极其严肃，他曾说过：“人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着‘为社会负责，为读者着想’的宗旨。”从《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本中柳青所作的多处修改，我们能感知这位伟大的作家对文学的认真与虔诚，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孜孜追求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意外发现43年前柳青样书

年初春，我采访柳青先生大女儿、《柳青传》作者刘可风老师时，意外发现一册年出版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单行本与众不同，遂讨来研究。

这是一本小32开、薄薄的书，包着土灰色的书皮，此前夹在书柜一排尘封的旧书中，看不出有任何特别之处。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标注：“年6月北京第1版”“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定价0.38元。全书12万字，小说正文页，内页自然泛黄，除两页破损有粘贴痕迹外，品相基本完好。取下书皮，《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淡绿色封面呼之欲出，这是柳青亲定的素雅装帧。书中有多处钢笔书写痕迹，字迹工整、清晰可辨。在扉页印有书名、出版社信息之间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写着两个蚕豆大的字——“样本”，字下面还各划了一个圆圈。扉页左下角有一行竖写小字——“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九日到。”令人阅之怦然心动的是书中正文有多处修改，虽说改动不大，但修改内容非同寻常。

鉴于本书可靠的来源传承和字迹内容的契合度，笔者又查证了相关资料，推断样书为柳青生前所有，字迹亦亲笔无疑。慎重起见，笔者携样书向刘可风老师当面请教。“这就是柳青的样书”，刘可风认真翻阅全书所有手写字迹后，十分肯定地说，“父亲的字迹我非常熟悉，扉页题写和正文修改内容都是他的字!”刘可风还剥下书皮展平，书皮原来是一页拆开的信封。信封正面的寄信人处印着两行红字，上面一行大字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下面一行小字为“绍兴路5号电报挂号：”。当年她见父亲很爱惜这本书，就用信封包了书皮。信封表面磨损严重，笔者查看再三，在折痕处发现了字迹漫漶难辨的收信人：“柳青同志”。

到底是谁把样书捎给柳青

柳青为什么在样书扉页不题写某年某月某日“购”，而要别别扭扭地写某年某月某日“到”呢？

《创业史》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先生在专著《岁月传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年9月出版)中，给我们解开了这个疑问。王维玲在书中《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一文中这样写道：“《创业史》二部上卷出版了，我立即托人将样书捎给他，为的是让病中的柳青高兴高兴。”自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到年出版第二部上卷，一晃过去了十多个春秋。柳青曾慨叹：“这上卷写于一九六○——一九六二年，放了十五年，重新拿起，一九七三年改了一次，一九七七年又改了一次，文学史上的小说，哪里有这样雕刻的。”捧着从北京千里迢迢送来的样书，抚摸着光洁的纸张，嗅着油墨的清香，为了文学事业在“文革”中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柳青此刻不知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郑重其事地在样书扉页签下了这个此生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于样书直接来自出版社，未在市场流通，因而书上见不到加盖的销售印戳。

是谁给柳青捎来了样书？王维玲书中没有细说。年11月，与柳青先生亦师亦友的编辑王维玲追随先生驾鹤而去，同时也一并带走了能够破解柳青研究诸多悬疑的密钥。包书皮的上海信封值得玩味，它竟然没有收信人地址、邮戳和邮票(包括撕下邮票后的痕迹)。它有没有可能恰巧被王维玲或者捎书人装过样书？笔者对熟悉柳青和王维玲两人、当时往来北京和西安的相关人员进行摸排，同时符合以上多重条件的上海《收获》杂志编辑郭卓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她是年第6期《收获》杂志全文刊发《创业史》第一部的组稿人，不但与柳青联系紧密，而且与王维玲十分熟络，更巧的是她年冬“从北京回沪，特地绕道西安去看柳青”(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年6月出版的《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一书；书中郭卓将时间误写为柳青去世后的“年冬”，联系文中提及的年粉碎“四人帮”后、柳青住在医院、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校样等细节，推断时间应为年冬)。如果就此断定样书一定是王维玲托郭卓捎来，理由似乎尚不完全充足：一是郭卓在文中没有记“千里捎书”一事；二是《收获》杂志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虽同在上海，却是两家没有隶属关系的单位，地址也不在一处。因而，到底是谁捎来的样书仍是未解之谜。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是“献礼书”

笔者以时间为经，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出版过程作了简要梳理：年10月，柳青说“原想今冬争取将二部上卷发到工厂，现在看来已经无望了”；年11月，柳青决定先着手出版第二部上卷；年初，柳青把第二部上卷前十二章寄给出版社，要求先发印刷厂排版，其余章节“争取五月前搞出来”；4月中旬，柳青把第十三章寄出，至此第二部上卷书稿全部付梓，王维玲回忆“比预定计划拖后了一个多月”，柳青也催促出版社“望你们很快发工厂，补排上去”“望认真抓紧”；5月，柳青到北京躲病(因哮喘躲避关中小麦扬花季节)，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作家阎纲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第二部上卷很薄，不到第二部的一半，只是一个心意!”(见三联书店年6月出版的《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出版后，王维玲“立即托人将样书捎给他，为的是让病中的柳青高兴高兴”；收到样书的柳青“看了并不那么高兴，太单薄了。当然，以质取胜，不比当今一册厚书有愧”。

笔者发现《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样书的出版时间扑朔迷离，至少有三种不同“表述”：一是样书版权页标注的时间“年6月北京第1版”“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二是柳青收到样书之日(年9月29日)前不久；三是王维玲回忆的年“十月《创业史》二部上卷出版”。哪种表述是相对准确和真实的出版时间呢？

首先，样书“年6月”出版不可信。这时柳青正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楼，如果新书出版他必然会第一时间见到，王维玲压根没必要在几个月后再托人捎给病中的柳青以期使他“高兴高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王维玲一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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