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每当提到“教师群体,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群体”中的个体,是否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个问题,我作为一名二十四年以来,一直傻傻地冲锋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特别希望自己属于“知识分子群体”。
可是,无论从第一感觉,还是从严肃、严谨的考据学来思考,我又对“中小学教师是否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命题感到无限哀伤——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并不属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
并且,我也一直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讲,“知识分子群体”所涵盖的人群,可能既是恒河沙数一般的存在,也可能是沧海一粟一般的存在。
陈年旧事:知识分子——19世纪末出现的名词这个带有现代化气息的词语怎么可能历史悠久?实质上,它的诞生历史并不久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词汇,和一桩公案紧密相连。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战的硝烟并未远去,二战的隆隆炮声即将划破天际。出于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人文主义影响,有一个族群并不受人们待见。摆在桌面上的一种倾向是,到处弥散着污名化、妖魔化这个族群的气息。
这种意识流不单单影响了二战时候德国的那个小胡子,事实上,也影响了和小胡子针锋相对的那个阵营。
总体而言,这个族群两面不讨好,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可能会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这,是一种历史真实。
年,犹太家庭背景出生的德雷福斯,以中尉军官的身份供职于法国总参。
彼时,德法之间都有一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无间道”操作;因此,法国情报部门派出的一名女清洁工,在德国驻巴黎使馆的废纸篓中搜索有价值的线索。很快,这名清洁女工找到一张列满列满机密情报的清单,但上面没有署名。
这份清单迅速被交到法国情报部门手中之后,第一个怀疑对象就被锁定在了德雷福斯身上。
没过多久,由七名高级军官组成的一场秘密裁决,在巴黎附近一处古老的宫殿中进行,所谓的证据就是谎言、传闻和一封“据说是德雷福斯写出的泄密信”。
尽管德雷福斯列举了一系列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对信件中的内容毫不知情,不可能做出“泄密”的行为;但年的法国陆军部不为所动,秉承秦桧秦丞相的惯常操作,特意为他制作了一系列“罪证”,并在亨利少校的指证下,被判处有罪,处以终身监禁,在大西洋中的魔鬼岛服刑。
在此过程中,观察员皮卡尔少校为人比较正直,他提出:根据种种迹象,德雷福斯的罪名似乎难以成立,应该审慎考虑再定案;但这并没有什么作用。
当德雷福斯被当众大张旗鼓地宣判后,“叛徒、懦夫、处死德雷福斯”的呼声,一时响彻巴黎街头。
当事情貌似画上句号以后,即便德雷福斯已经远赴魔鬼岛,开始囚徒生活,但情报泄密的问题还一直存在,并没有什么改观。
年,上文中的皮卡尔少校根据确切情报获知,藏在法国内部的间谍实有其人,恰恰是亨利少校的一位好友!
为此,他督促相关方面重新审视德雷福斯的问题,但无人理会。
不久之后,他竟然被远调他国,直接参加一线作战行动。
这样一来,无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操作中,他都遇到了很大阻力。他不得不写信给突尼斯的王者写信,并在信封上注明:“万一本人去世,请交本国王者(此处名词,并非原文),此件内容惟有他应该知悉。”
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家属在积极奔走和广泛搜集证据之后,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于年提起诉讼,再一次要求重新审视前述裁判是否合理,并要求真正的叛徒伏法。为此,皮卡尔少校也准备作为证人,回到巴黎,参与审判。
然而,卑鄙的亨利少校再次为德雷福斯量身打造了一系列文字证据,凌霄宝殿再一次宣告:对德雷福斯的第一次裁决“公正无误”,亨利的那名好友也被宣告无罪。反倒是皮卡尔少校被革职、被捉拿,在一个幽闭之地反思己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在这件事情中形成了两个阵营,它们针锋相对——一方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另一方则坚称无罪。
关键人物出场了,作家埃米尔·左拉在一份由自己好友主编的报纸上,以《我控诉》为题,刊载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严厉谴责那些为了掩盖自身丑闻,为他人罗织罪名,并放生真凶的做法。
这份报纸的编者(后来也是一位几乎能和丘吉尔齐名的历史风云人物)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上了按语,他在其中写道:“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理念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
他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e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用斜体加以凸现——“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代指支持给予德雷福斯公正裁决的所有人:既包括左拉,也包括皮卡尔,还包括千千万万提出质疑的普通人。
故事到此为止吧,其后,故事的发展路径堪称波诡云谲、跌宕起伏——不识时务的左拉也因此获罪,不得不逃亡千里之外;并于4年之后,在异域过世。此案中的真正告密者——亨利少校的好友,反倒在英国过起了潇洒的寓公生活,年才安然离世。
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则故事,明白了“知识分子”的由来,你就会明白,这个词语并不能顾名思义成——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即便“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这句话成立,那我们做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人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了呢?如果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个词语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考察“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源流,可以明白:这个词语所指向的群体,是为了真相和正义,保有独立人格,保持极度热情,去鼓与呼的群体。
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而是需要具备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应该是一种“理想主义者”。
乔姆斯基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劳伦斯弗林盖蒂说,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
是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保持异议,他们只提出“怀疑”,并不提供“解决方案”;他们说出真相,揭穿谎言;他们不能趋炎附势,也不能献媚于某个群体;他们应该始终保持客观与批判精神,哪怕一直属于被边缘化,也始终不更改这种精神。
就说到这里吧;综上所述,你还觉得,中小学教师群体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吗?
在你柴米油盐里的过往云烟理性地说,教师群体中一直不缺乏那种具有“知识分子”风骨的人。
举个例子(让我们以快进的方式来叙述这件事情,其中细节您可以自行去搜索引擎拼凑。不是我不愿意详述,我说过无数次:你先问问电脑,看它是否允许我详述)——
年6月18日,某地一处操场被挖开,16年前消失的一名老师才从其中被找到。
16年前,他为了截断由BOSS主导的利益输送链,而被“物理消除”;当时,很多人都有一种直觉:他就处在第二天就被填埋的那个操场大坑里,但谁都没有做声。操场上走过无数双脚,他们的知识水平有什么巨大的缺陷吗?没有!但他们属于“知识分子”吗?值得商榷!
在这件事情中,我觉得,如果存在“知识分子”,好像也只有一个“知识分子”而已,其余人等,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满座衣冠似雪!
当然,如果单单从“是否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层面来考量,我的上述说法是错误的——你觉得对了,还是错了呢?
再举一个例子,这一个例子我可以适当做详细叙述——
就在今年暑假期间,浙江杭州一名52岁的地理老师,携带无人机,自驾公里,航拍了很多学校的假期补课行为,并通过正规平台——“浙里办”,实名投寄了10条信息。
到此为止,我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他的一切行为都光明正大,合乎所有桌面上的规矩!
在无法辩驳的事实面前,他所发出的多数信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给出回复的那一条信息,相关方面坚称“被误解”:视频画面里的补课行为,实质上是校友间的临时聚会。
这名老师提出,自己在航拍时,因为操作原因,一架无人机撞树,掉到了校园中,希望对方能够返还。
对方给出的回应是:在现场多次寻找,并没有看到什么坠毁的“无人机”;如若不相信,“欢迎”本人到现场再次寻找!
你能从中听出什么信息?能听出“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吗?相反,一种“我等着你,够胆你就来”的气息扑面而来吧?
补白对于“中小学教师群体是否属于知识分子”这个命题,我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学生家长群体也不要以为,我一直站在教师群体的对立面。
我谁的一边都不站:我既不会一直站在自己的同行一边,也不会一直站在颟顸的学生家长群体一边,我只会站在那些被损害了的、被边缘化了的群体一边!
我希望,我的所有同行都属于“知识分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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