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24日清晨噩耗传来已经过去了一周,心里还是懵懵的,总觉得不去面对就可以不接受这个悲伤的事实。在这个疯狂的庚子年,Ward先睡去了,就在自家门前的摇椅上安详地睡去。近年来他一直四处奔走想促成在他们学校建一台球差校正电镜,但他错过的恰恰就是当天上午的技术讨论。也许他是真的累了,但愿他在内心感到安慰。而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导师、好朋友,留下的是那么多的回忆和怀念。第一次见到Ward是在年秋天,当时他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首席科学顾问参加物理所国际量子结构中心(ICQS)的成立大会。会议云集了表面物理领域最顶尖的华人青年科学家,也开启了物理所迈进国际学术舞台中央的新篇章。对此,Ward深深地赞同,尤其赞赏那一批优秀的学者。多年以后他还在感叹,当时挑选到这么多位高水平的人才,实在是太有水平了!年10月ICQS第一次会议。上图前排:Ward(左),白春礼(右);后排左起:万立骏,高鸿钧,邱子强,薛其坤,陈东敏,王恩哥,牛谦,张振宇,侯建国,王琛。会议期间恰逢Ward的60岁生日。我作为会议服务的研究生陪了Ward夫妇几天。记得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接纳:他们会在餐后特意买下鸭子造型的筷架,会在街头驻足看街坊们高声吵架,会在西安饭庄落座前先去洗手然后就着大碗掰馍,会在吃过饺子后和大家一样“原汤化原食”,会被塞进小奥拓被出租司机拉着在街头飞驰。我们一直没有吃鱼,直到在那次他要回美国前的聚餐上发现他很喜欢。我解释说“老外”会被中国鱼的刺扎到所以不敢给你吃,他笑着说知道么我读大学的学费就是在我父亲的渔船上自己挣来的。这也为我们后来一起去吃辣婆婆,一起去望京小腰撸串喝啤酒打下了基础;而后来Ward也会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说今天我请客。年我有幸到Ward实验室做博士后,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最难忘的是他对实验细节的洞察力。记得我在制备Pb/Ge电荷密度波体系时遇到了困难,折腾了很久去找Ward,告诉他这个体系没有相变,倒是成像有点意思。他看看结果后摇摇头,说这个高温相就不对,还是多退退火吧。就是这种“差一点”的感觉支撑着我,在他的引导下点滴地进步。但是在之后逐渐深入的工作中,我却越来越发现Ward实际上是表面物理领域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我们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做原子分辨的成像,实际上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利用针尖场致电子发射测量了单原子的隧道谱;现在广为流行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测量,他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实现并且在探讨多体相互作用问题了;还有低温下的扫描隧道谱傅里叶成像分析,他早已在90年代利用简陋的变温扫描隧道显微镜实现并观测到金属表面的Friedel振荡;我们刚刚涉足表面等离激元领域,也才体会到他在金属表面态以及等离激元激发研究方面的诸多建树。Ward小组合影(年夏)Ward在他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中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他从70年代就开始招收来自中国的研究生,ICQS创立之后他更与王恩哥老师等我在国内的长辈们开始了基于中国的科技合作。作为后辈的我更是在回国后一直得到他的帮助和提携。年他促成了物理所和他所在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LSU)科技合作与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的签署。年更是直接领导了物理所资助的“复杂材料人工低维结构中演生现象的原子尺度调控”国际合作团队,帮助我们在高分辨率电子能量损失谱仪器建设与结果分析、低维电荷密度波形成机理、复杂氧化物表面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也由此与我小组的同事和研究生建立了默契的合作和亲密的感情。记得那时候,我的学生曹彦伟比较熟悉电子-声子耦合模型,每次讨论时Ward都会看着彦伟说“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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